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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者:來源:武漢凱迪正大電氣有限公司日期:2021-10-18 08:36:27閱讀:
10月17日,仰韶文化發(fā)現(xiàn)暨中國現(xiàn)代考古學誕生100周年紀念大會在河南省三門峽市召開。
中共中央總書記、國家主席、中央軍委主席習近平向大會致賀信,令考古工作者心潮澎湃。
100年前,也是在這樣的深秋,位于三門峽市澠池縣的仰韶村遺址迎來科學發(fā)掘的第一鏟。優(yōu)美古樸、圖案絢麗的彩陶破土而出,將一段距今5000年至7000年的燦爛史前文明畫卷逐漸鋪陳在世人面前,中國現(xiàn)代考古學也由此發(fā)軔。
位于河南省三門峽市澠池縣的仰韶文化博物館(2020年7月15日攝,無人機照片)。
經過幾代考古工作者櫛風沐雨、青燈黃卷,不同時期的重要文化遺存不斷被發(fā)現(xiàn)和發(fā)掘。從仰韶文化、紅山文化到良渚文化、龍山文化,從鞏義雙槐樹、偃師二里頭到安陽殷墟、廣漢三星堆……中華文明的歷史軸線不斷被拉長,歷史信度不斷在增強,文明細節(jié)不斷被豐富。
科學的考古發(fā)掘,深刻改變了國人對祖先和歷史的認知,也向世界系統(tǒng)、完整地揭示了源遠流長、燦爛輝煌的中華文明。走過百年歷程,今天考古愈發(fā)吸引社會各界尤其是年輕人的目光,每有重大發(fā)現(xiàn),即成網絡熱點,不斷激發(fā)民族凝聚力和自豪感。
溯洄:找尋失落的文明印跡
坐落在黃河南岸一塊黃土臺地上的仰韶村,三面環(huán)水,抬頭可見蔥蘢的韶山。80歲的村民王二保家的小院里,還保留著一口老窯洞。100年前,中國政府礦政顧問、農商部地質調查所研究員、瑞典地質學家安特生考察時就借住在這里,王二保的父親是安特生的助手之一。
安特生(左二)在仰韶村首次發(fā)掘時的留影(資料照片)。新華社發(fā)(三門峽市委宣傳部提供)
1921年10月,秋風微涼。在中國政府的許可下,安特生與袁復禮等中國學者來到仰韶村,進行了36天的正式考古發(fā)掘,共開挖17處發(fā)掘點,出土大批精美陶器、石器,還有骨器、蚌器等珍貴遺物。
在此之前,安特生已經來過仰韶村。“1921年4月,安特生在村南沖溝的斷崖剖面上,發(fā)現(xiàn)了石器和彩陶片共存的地層”,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員李新偉說,“他敏銳地意識到,這個平平無奇的豫西村落之下,很可能存在著一處中國遠古時代的重要文化遺存。”
半年后的發(fā)掘,使一種新的史前文化類型被發(fā)現(xiàn)并以“仰韶”命名。“仰韶文化”不僅是中國第一個通過考古發(fā)現(xiàn)認識到的史前文化,更填補了當時對中國沒有新石器時代的認知空白。學界普遍認為,這是中國現(xiàn)代考古學的發(fā)端。
一塊塊紅褐色陶片上,變幻莫測的紋飾令安特生著迷,但他錯誤地判斷,以彩陶為代表的仰韶文化可能并非本土起源,而是從中亞地區(qū)傳入。
彼時,新文化運動風起,在提倡民主科學的思想解放潮流的沖擊下,史學界掀起以古史辨派為代表的“疑古思潮”,外國學者普遍認同的“中國文化西來說”,也博得不少本土學者附和。
中國文化究竟從何而來?“‘中國文化西來說’深深刺痛了當時的很多中國學者,也更激發(fā)出他們通過考古資料重建古史的熱情。”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、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所長陳星燦說,“中國上古有什么樣的人文和政治景觀,中國文化的源頭到底可以追溯到什么時候,成為國人熱切期盼解決的問題。”
殷墟第一次發(fā)掘,董作賓(右)參與測量繪圖(資料照片)。新華社發(fā)(安陽市殷墟博物館提供)
肩負尋根問祖、證經補史的使命,中國第一代考古人李濟、董作賓、梁思永等分赴多地,“上窮碧落下黃泉,動手動腳找東西”,先后發(fā)掘了山西夏縣西陰村遺址、河南安陽殷墟遺址、山東章丘城子崖遺址等重要遺存。
“百年考古,發(fā)現(xiàn)了從舊石器時代到青銅器時代一系列重要遺址,建立了考古學分期標尺,理清了發(fā)展譜系,證明從古至今中國文化的發(fā)展是一脈相承、不曾間斷的。”夏商周斷代工程首席科學家、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教授李伯謙說,“以考古發(fā)現(xiàn)為基礎,通過整合考古材料和文獻材料,中國考古學界提出了有充分依據(jù)的更為可信的中國上古史基本框架。”
如今,仰韶村遺址的第四次發(fā)掘工作正在有序進行,依托愈來愈豐富的考古材料,遠古先民的社會生活圖景被不斷還原。
求索:不斷延伸的歷史軸線
“仰韶村遺址的發(fā)現(xiàn),將中國史前社會發(fā)展史從文獻記載的夏商時期,向前推了至少2000年,成為研究中國早期文明化進程的承上啟下的重要支點。”陳星燦說。
經過百年來的不斷探索,仰韶文化的面貌逐漸清晰。作為中國分布范圍最廣的考古學文化,仰韶文化涉及10個省區(qū),延續(xù)時間長達兩千余年。有學者認為,仰韶文化在黃河流域持續(xù)穩(wěn)定發(fā)展,并強力向四方施加文化影響,為后來統(tǒng)一文明的建立提供了重要根基,形成了“早期中國文化圈”或者文化意義上的“早期中國”。
“修國史,寫續(xù)篇”,從李濟、梁思永到夏鼐、蘇秉琦,幾代考古人秉承初心、篳路藍縷,通過對一個個重大文化遺存的發(fā)現(xiàn)和發(fā)掘,中華文明的歷史軸線不斷延伸。
我們究竟從何而來?周口店遺址的“北京人”,不僅是有關遠古時期亞洲大陸人類社會的罕見歷史證據(jù),也闡明了人類進化的進程。
黃帝時代的都邑在哪兒?鄭州雙槐樹遺址的發(fā)現(xiàn),使距今約5300年的“河洛古國”掀起蓋頭,填補了中華文明起源關鍵時期、關鍵地區(qū)的關鍵材料。
二里頭考古遺址公園(2019年10月16日攝,無人機照片)。新華社記者 李安 攝
夏朝是傳說還是真實存在?偃師二里頭遺址的發(fā)掘,勾勒出“華夏第一王都”的輝煌氣象,華夏國家在此完成由多元向一體的轉型,“最早的中國”由此啟程。
漢字的童年是何模樣?安陽殷墟的大量刻辭甲骨,將中國有文字可考的信史提前到了3300多年前,商王朝迎來揭秘時刻。
通過考古發(fā)掘,我國“百萬年的人類史、一萬年的文化史、五千多年的文明史”得到實證,中華文明的燦爛成就以及對人類文明進步作出的貢獻不斷被揭示,豐富和深化著我們對祖先和歷史的認知。
湖北曾侯乙墓出土的編鐘,以宏大巍峨的“曲懸”架構、“一鐘雙音”的絕妙構造、豐富生動的錯金銘文,引發(fā)今人對先秦時代禮樂文化的遙想。
位于陜西省臨潼秦始皇兵馬俑博物館一號坑內出土的陶俑(2007年5月28日攝)。新華社記者 王頌 攝
陜西秦始皇陵兵馬俑坑的發(fā)掘,讓“勢如彍弩,節(jié)如發(fā)機”的泱泱秦軍重現(xiàn)人間,為研究秦代歷史、軍事制度及文化藝術提供了寶貴的實物資料,彰顯中國歷史上第一個大一統(tǒng)王朝的恢弘氣象。
長沙馬王堆漢墓中,“辛追夫人”千年不腐,素紗禪衣、T形帛畫、云紋漆鈁、中醫(yī)帛書……全方位呈現(xiàn)2000多年前的西漢“精致生活”。
工作人員在仰韶村遺址第四次考古發(fā)掘現(xiàn)場作業(yè)(10月15日攝)。新華社記者 許雅楠 攝
一壺、一罐、一妝奩、一帛書,只需要一個物件,就可以將史書中密密麻麻的鉛字,化為可感知的存在,述說那些宏大敘事背后的真實細節(jié)。
“發(fā)現(xiàn)和構建中華文明起源和發(fā)展的歷史脈絡,這是中國考古人的根本任務。”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、中國考古學會理事長王巍說,“感受、闡釋和宣傳輝煌燦爛的中華文明,既是中國考古人的使命,也是我們的榮幸。”
進發(fā):風華正茂的中國考古
半空中,嗡嗡作響的無人機持續(xù)盤旋拍攝;地面上,3D激光掃描設備的機械臂上下翻飛;探方外,嶄新的考古大棚拔地而起,甚至自帶監(jiān)控及預警系統(tǒng);實驗室里,碳十四測年、DNA分析等技術應用更是令人目不暇接……當年,騎著毛驢、緊握手鏟的考古前輩們或許很難想象,中國田野考古會變得如此充滿科技感。
“雖然早在20世紀60年代,夏鼐先生就已將碳十四技術引入考古文博界,但多學科交叉研究和高科技手段應用成為常態(tài),得益于兩個工程的引領和示范。”李伯謙說。
1996年,夏商周斷代工程正式啟動,這是我國第一個多學科交叉聯(lián)合攻關考古課題的科研項目。五年后,吸納更多學科參與、運用更多現(xiàn)代科學技術的中華文明探源工程啟動。時至今日,科技考古已達到前所未有的廣度和深度,在高精度測年、人骨研究、材料屬性分析、同位素分析、遙感監(jiān)測等方面均取得豐碩成果。
位于河南省三門峽市澠池縣的仰韶村國家考古遺址公園(10月15日攝,無人機照片)。新華社記者 李安 攝
100年來,中國現(xiàn)代考古學懵懂起步,艱辛探索,始終砥礪前行。尤其在黨的十八大以來,黨中央把歷史文化遺產保護利用工作擺到更加突出的位置,中國現(xiàn)代考古學迎來蓬勃發(fā)展的黃金時期。
工作體系愈發(fā)健全、專業(yè)隊伍不斷壯大、工作規(guī)模不斷擴大,一系列重大考古成果得以揭示。同時,曾經的冷門學科正在“熱”起來,成為“顯學”,“自帶流量”不斷引發(fā)公眾關注:良渚申遺、三星堆上新等話題頻上熱搜,“考古盲盒”等文創(chuàng)產品供不應求,眾多國家考古遺址公園和遺址博物館成為網紅打卡地……無聲的歷史文化遺存,正以生動鮮活的方式與公眾跨時空對話。
“百年考古取得的豐碩成果,夯實了民族文化自信的基石。”河南省文物局局長田凱表示,“細觀中華文明走過的路程,自然而然就有了文化自知、文化自豪、文化自信。”
面向世界,中國考古人不斷加快“走出去”的步伐,從游離在國際考古學邊緣,一步步走向世界舞臺中央。在“一帶一路”倡議的引領下,我國派出30多支考古隊赴國外開展合作考古項目,足跡達全球20多個國家和地區(qū),并與多家國外科研機構、博物館等建立了長期合作關系。
“考古‘走出去’,促進了我國考古人與各國學者的交流,中國考古的國際學術話語權和影響力不斷提升,為踐行‘人類命運共同體’理念,做出了中國考古學者的貢獻。”王巍說。
河南省三門峽市澠池縣仰韶文化博物館展出的陶碗(10月15日攝)。新華社記者 許雅楠 攝
歷史和文明,是一個國家和民族的根之所系、脈之所維。正是考古,在為我們尋回那關乎歷史遺產與文明根脈的一塊塊“拼圖”。
“面向未來,中國考古人會繼續(xù)發(fā)揚‘以物論史、透物見人’的學術傳統(tǒng),以建設中國特色、中國風格、中國氣派的考古學為己任,推動我國從‘考古大國’向‘考古強國’邁進。”陳星燦說。
參觀者在仰韶文化博物館內拍攝浮雕(10月15日攝)。新華社記者 李安 攝
參觀者在仰韶文化博物館內觀看展品(10月15日攝)。新華社記者 李安 攝
位于河南省三門峽市澠池縣仰韶村的安特生舊居(10月15日攝,無人機照片)。新華社記者 李安 攝
雙槐樹遺址(2019年8月27日攝,無人機照片)。新華社記者 李安 攝
二里頭夏都遺址博物館(2019年10月19日攝,無人機照片)。新華社記者 李安 攝
游客在河南安陽殷墟博物館觀看展出的卜甲(2018年10月12日攝)。新華社記者 李安 攝
游客在河南安陽殷墟宮殿宗廟遺址內的車馬坑參觀(2018年10月14日攝)。新華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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